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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力 李揚:厚植歷史根基 滋養中國氣派的經濟學
                  發布時間: 2020-01-07    作者:武力 李揚    來源:經濟日報 2020-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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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厚植歷史根基 滋養中國氣派的經濟學

                    參加編寫《新中國70年》的幾點體會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重視歷史、研究歷史、借鑒歷史,可以給人類帶來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開創明天的智慧。”由中宣部指導、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編寫的《新中國70年》近日出版發行。該書記述了1949年10月至2019年10月這70年間波瀾壯闊的歷史,不僅為學習和研究新中國史增添了一部新的著作,而且對于經濟理論研究和實踐工作也有重要參考價值。下面我們就從作者和經濟工作的角度,談幾點體會。

                    從歷史角度深入認識經濟問題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后,則近道矣”。《新中國70年》作為一部通史,完整揭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來龍去脈。全書緊扣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這一根本任務,記錄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探索、形成和完善過程。

                    全書分為探索篇、改革篇和強國篇。探索篇講述了新中國如何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通過社會主義改造和建立計劃經濟體制,加快了工業化進程,從而在保障人民基本生活的前提下鞏固了國防安全,推動各項事業全面起步,使一個積貧積弱的落后國家實現了“站起來”。改革篇講述了新中國如何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突破單一公有制的計劃經濟體制,通過對內改革和對外開放,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全面調動各種積極性,推動中國經濟實現增長的奇跡,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整體上實現了“富起來”。強國篇講述了新中國如何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完善科技創新體制機制,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

                    閱讀《新中國70年》,我們不僅可以看到經濟發展的輝煌成就,而且可以看到這些成就背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如何引領中國經濟一次又一次闖過激流險灘,又是如何在探索中不斷自我揚棄、自我完善。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既毫不動搖地堅持基本制度,又與時俱進地突破舊有教條。以史為鑒,可知興替。《新中國70年》比較完整地呈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演變歷程,有助于我們更加明確:在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過程中,應當堅持和鞏固什么、完善和發展什么。從而既堅定“四個自信”,又不墨守成規,真正做到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

                    同時,《新中國70年》也有助于更準確地認識中國當前面臨的各類問題的性質。新中國作為一個人口多、底子薄、發展非常不平衡的社會主義大國,用幾十年時間走完了發達國家幾百年走過的工業化歷程,就必然要在這期間里集中面對工業化、市場化、城市化、國際化等問題。然而,這些集中發生的問題卻各自具有不同的性質:有的問題是中國特有的,像如何建設社會主義;有些問題是發展中國家所共有的,如城鄉二元經濟問題;有些問題則是各國普遍性的,如收入分配差距。從發展的角度來看,有的問題是中短期性質的,如絕對貧困;有的問題則是長期性質的,如資源短缺、環境保護。而所有問題,幾乎都可溯流而上,在歷史中找到其源頭。《新中國70年》恰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這些問題的出處,縱覽全書,我們可以看到那些已經解決了的問題、正在攻堅的問題、隨時代新生的問題。而歷史地看待各類問題,則有助于針對其不同性質采取不同的解決方案,統籌制定政策體系,既堅定久久為功、打持久戰的戰略定力,又增強當機立斷、打殲滅戰的改革魄力。

                    從全局高度深刻把握經濟問題

                    《新中國70年》全景記錄了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國防、外交、祖國統一、黨的建設等各項事業。其中,經濟建設作為主線,與各項事業相輔相成的辯證關系在書中得到了清晰呈現。

                    探索篇介紹了在朝鮮戰爭爆發后,新中國為保證國防安全和加快生產力發展,而確立了優先快速發展重工業的工業化戰略,并為此實行了社會主義三大改造,保證了高積累下的社會穩定。為適應上述生產方式的變化,在政治、文化、社會等各領域也進行了一系列變革,上述工業化戰略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系變革,盡管有不少失誤和發展曲折,但是解決了國家安全問題,同時也為各領域的全面進步和改革開放奠定了物質基礎。改革篇介紹了中國共產黨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內亂之后實現工作重心的轉移,在改革開放的探索中明確了社會主義本質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確立起“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從而推動經濟建設一馬當先,各項事業萬馬奔騰,綜合國力蒸蒸日上。強國篇介紹了新中國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實現包括經濟建設在內的各項事業的歷史性突破,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并向著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邁進的歷史征程。

                    《新中國70年》將經濟建設置于黨和國家各項事業全局中予以記錄,對于我們當下的經濟研究和實踐具有借鑒意義。

                    一方面,全面了解新中國史可以避免認識的孤立性和片面性。經濟研究有時容易出現拋開政治、文化、社會等非經濟因素,就經濟談經濟的傾向,因此往往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由此得出的結論往往偏離事實。例如,若僅從經濟學比較優勢的角度來看,新中國成立之初似乎應該優先發展農業和輕工業;但只有綜合考慮當時的國防、外交等客觀條件之后,才能真正理解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意義。再如,對單一公有制計劃經濟的研究,若僅從經濟學理性人的假設出發,則容易認為該體制效率低下;但當時全國人民眾志成城、一心為公的集體主義價值追求,則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制度運行的道德風險,使得新中國得以有效利用這一制度建立起較為完備的工業體系。可見,只有全面地了解歷史,才能更準確地理解經濟。

                    另一方面,全面了解新中國史有助于更科學地制定經濟政策。在過去的實踐中,我們既出現過偏離經濟建設這一中心的失誤,也出現過片面強調經濟發展的問題。只有把經濟放置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總體布局中予以考慮,才能更深刻地理解經濟建設作為黨的工作中心的重要地位,也才能全面認識影響經濟發展的各種因素,科學制定經濟政策。同時通過學習歷史,也能夠使我們更好地運用發展的、辯證的眼光觀察問題,尤其是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發生變化,人民向往各項事業全面進步的美好生活,世界也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經濟建設更需統籌兼顧,與其他各領域相輔相成。系統學習新中國史,無疑有助于培養這種統籌兼顧的能力。

                    從中國國情出發科學構建經濟理論

                    產生于西方并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上層建筑發展而逐漸成熟起來的現代經濟學,如果以亞當·斯密的《國富論》為開端,已經240多年了,應該說發展至今天,已經可以比較好地解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并被絕大多數國家的經濟學界所接受,也成為我國經濟學界用來認識和分析市場經濟的重要理論和方法。

                    但是,這個產生和成熟于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主流經濟學,卻不能很好地解釋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因此如何在國際經濟學界確立我們的話語體系,為世界經濟發展和社會治理提供中國方案和中國智慧,就成為一個有待解決的問題,以至于產生這樣一種奇特景象:中國作為當今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作為發展最快、最活躍的經濟體,保持了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但是對其經濟體制和運行機制,對其政府與市場關系,卻缺乏為世界所普遍接受的經濟學解釋。這無論對于中國經濟實踐,還是對于經濟學理論研究,都是一種缺憾。之所以會產生這種脫節的現象,是因為新中國經濟發展道路與資本主義國家相去甚遠。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企業在經濟活動中居于主導地位,政府的作用相對較小;而企業的行為與西方經濟學的理性人假設較為接近,所以基于理性人假設所構建的經濟學模型與資本主義經濟現實較為相似,解釋力也相應較強。即使如此,經濟學理論還是無法完全解釋所有經濟現象,在預測和指導實踐方面更是捉襟見肘。

                    新中國自誕生之日起,就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實施趕超型發展戰略,黨的集中統一領導、有為的政府、規模龐大的公有制經濟等因素大大加快了趕超的速度,也成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石。但這一制度目前還無法完全抽象成理論模型。這就導致西方經濟理論只能少部分解釋中國經濟問題,遑論預測未來和指導實踐。

                    新中國的歷史證明,許多西方經濟理論所無法模擬的“非經濟因素”,恰恰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顯著優勢,也是我們必須長期堅持的基本制度。毋庸諱言,我們的基本經濟制度仍然需要完善,例如,如何使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相得益彰,如何科學地劃分政府和市場的邊界,如何兼顧分配中的效率與公平等問題,都需要更加深入地探索。但是,深化改革不能放棄制度優勢而一味追求與理論模型相契合,那無異于削足適履;而是應當使理論構建符合我們在成功實踐中總結的基本經驗。

                    這就意味著,要構建富有中國特色、中國氣派的經濟學理論,首先要深入了解新中國經濟史。而經濟作為各項事業中的一項,又必須放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總體布局中去理解。因此,系統學習新中國史就應成為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前提條件。正如恩格斯評價馬克思時所說:“這個人的全部理論是他畢生研究英國的經濟史和經濟狀況的結果。”而實際上馬克思的研究從來不限于經濟史,而是整個人類的全部歷史。經濟學在誕生之初即被稱為“政治經濟學”,研究視野本就包羅萬象,尤其重視歷史研究,只是在后來的演變中才部分走上了公式化的套路。如今要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應回歸政治經濟學的傳統,向歷史汲取養分。從這個意義上說,《新中國70年》對經濟學理論研究亦當有所裨益。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學習黨史、國史,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把黨和國家各項事業繼續推向前進的必修課。這門功課不僅必修,而且必須修好。”2019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工作會議上強調要“不忘歷史、不忘初心”。經濟建設是黨的中心工作,經濟理論研究和實踐工作者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中承擔著重要的使命。而加強新中國史學習,必將為經濟工作提供深厚的滋養。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中央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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