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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代、實踐與主流意識形態:當代中國思想史研究的三重維度
                  發布時間: 2020-04-16    作者:左玉河    來源:當代中國史研究 2020-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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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人民共和國思想史(以下簡稱當代中國思想史)是中國思想史的重要組成部分。目前學術界對當代中國思想史的研究日益活躍并涌現出許多有價值的研究成果,但對于如何推進和深化當代中國思想史研究,學術界有較大分歧。筆者認為,當代中國思想史研究必須堅持唯物史觀的理論指導,用唯物史觀的基本觀點和方法來考察當代中國思想變化。從時代的維度、實踐的維度和主流意識形態的維度審視當代中國思想史的演變,是將唯物史觀運用到當代中國思想史的客觀要求,也是推進和深化當代中國思想史研究的有效途徑。

                     探究思想變遷與社會發展的關系,把握思想史的時代維度

                    思想是時代和社會問題的反映,是回應時代提出的現實問題而產生的。對特定時代面臨的現實問題進行的理論回答,便形成了特定時代的社會思想。正如馬克思所說:“問題是時代的格言,是表現時代自己內心狀態的最實際的呼聲。”(《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3頁。)傾聽時代呼聲、回應時代問題、滿足時代需求是思想發展的推動力。特定時代的社會狀況決定著該時代思想提出的形態及其內容,思想的發展與特定時代主題及現實需求密切相關。當代中國思想是滿足當代中國的時代需要而對重大時代問題做出回應的理論成果,因此,時代主題與思想主題、時代問題與思想問題、現實需求與思想回應構成了當代中國思想史發展的主要內容和邏輯鏈條。研究當代中國思想史,首先要考察當代中國的時代特征、時代需求以及圍繞時代問題而進行的理論思考。

                    新中國成立初期,國家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如何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如何恢復國民經濟。這個時代提出的主要任務就是如何鞏固和發展新民主主義,進而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這些時代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構成了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思想主題。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從不同角度、不同層次思考如何解決這些問題,遂形成了新中國成立初期不同層次的思想架構。政治上,要求建國建政、鞏固政權、發揚民主,為從新民主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奠定政治基礎,中國共產黨對這些現實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思考和理論探索,遂形成了新中國建國思想、社會主義改造思想和過渡時期總路線。經濟上,要求盡快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建立起以計劃經濟為主要標志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遂形成了勞資兩利的經濟思想、計劃經濟思想和工業化思想。文化上,為了配合政權鞏固和經濟恢復,要求統一全國各民族各階層群眾的思想,確立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清除各種反馬克思主義思想,遂形成了文化批判思想和文化改造思想。因此,要把握新中國成立初期思想發展的主題,必須弄清這個時代面臨的重大問題,考察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如何應對這些重大問題,才能準確把握這個時期思想發展的總體趨向。

                    社會主義制度確立之后,中國面臨許多新的時代問題,其中最核心的問題是如何借鑒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教訓從而走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具體而言,在政治上,面臨著如何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和加強執政黨建設的問題,中國共產黨對此進行了深入探討,形成了民主監督思想、執政黨建設思想;在經濟上,面臨著借鑒“斯大林模式”并走出中國自己的工業化道路的問題,經過反復探索形成了優先發展重工業思想、“趕超”思想和“躍進”思想;在思想文化上,面臨著如何建設和繁榮社會主義新文化的問題,中國共產黨提出了“雙百”方針,形成了社會主義教育思想和文化建設思想。

                    1956年以后,圍繞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時代主題,中國共產黨形成了比較豐富的文化建設思想。在文化建設的指導思想和發展方向上,強調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以及將馬列主義與中國文化建設相結合;確立了為工農兵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確立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提出“古為今用,洋為中用”和“推陳出新”原則。在文化建設的根本任務上,要求培養具有社會主義覺悟的、德智體全面發展的人才。在文化建設的價值取向上,強調加強艱苦奮斗和共產主義理想教育,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利益,把國家利益、集體利益放在第一位。在思想道德建設上,強調思想政治工作是經濟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線,倡導共產主義風尚,發揚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國際主義精神和革命精神。在文化判斷標準上,強調堅持政治標準和藝術標準的統一,提出判斷“香花”和“毒草”的六條政治標準。這些關于文化建設的思想,顯然是為回應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時代主題和現實需求而提出的,是對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主題的思想回應。

                    每一個歷史時代都會有一些重大現實問題需要回答。思想史研究必須關注思想主題與社會發展的互動關系,即在梳理社會實踐的基礎上歸納出需要回答的重大問題,把握思想主題的產生及展開的歷程。中國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如何處理經濟建設和階級斗爭的關系?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的判斷標準是什么?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社會主義社會處于什么樣的發展階段?公有制的實現形式是什么?如何處理公有制與私有制的關系?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是什么?如何處理計劃和市場、積累和消費、速度和效益、局部和全局、重點和整體的關系?人民民主專政的特征是什么?如何將對人民民主和對敵人專政結合起來?什么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如何處理民主和法制的關系?什么是社會主義文化?如何處理指導思想一元化和思想文化多元化的關系?這些問題都是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提出的重大理論問題,是新中國成立后較長時期思想理論界重點關注的問題。正是圍繞這些重大的時代性問題,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進行了艱辛的探索,形成了一些初步的思想理論成果。

                    “文化大革命”(以下簡稱“文革”)結束后,中國進入新的歷史時期,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成為主要任務。圍繞“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建設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實現什么樣的發展、怎樣發展”,“堅持和發展什么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時代主題,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人民進行了理論探索,主要包括:如何改革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系?如何改革不適應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如何實現從單一公有制向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轉變?如何實現從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如何實現從封閉半封閉狀況向對外開放轉變?在這些理論探索的基礎上逐漸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新時期形成的關于改革開放的許多新思想是對當時國家面臨的重大時代問題的回應,是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行探索的初步理論結晶。

                    “文革”結束后,中國還面臨著探索新的發展道路的重大時代問題。這涉及如何看待“文革”?如何評價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及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問題?這些問題的本質是如何開創中國社會主義發展道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理論上初步回答了中國社會發展的根本方向問題,批判了“兩個凡是”錯誤觀點,要求完整地、準確地掌握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重新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停止“以階級斗爭為綱”,把黨的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確立了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基本政策,開啟了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隨后召開的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新中國成立后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實踐進行了理論概括,總結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基本成就和經驗教訓,客觀評價了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并繼續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理論。此后,圍繞如何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時代主題,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進行了進一步的理論探索并正面回應了這些時代問題,提煉出思想理論結晶,先后形成了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形成、發展并逐漸完善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這個理論體系是回應改革開放以來的時代主題而探索出來的理論精華。因此,考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形成、發展及完善的過程,必須準確把握改革開放新時期面臨的重大時代問題,進而考察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是如何從理論上回應并解決這些重大問題的。

                    既然當代中國的時代主題決定了當代中國的思想主題,對時代重大問題的回應構成了當代中國思想發展的主題,那么,研究當代中國思想史必然要關注時代主題與思想主題的聯系,探究思想變遷與社會發展的關系,準確把握當代中國思想史的時代維度。時代維度決定著當代中國思想發展的主題,決定著當代中國思想發展的歷史進程及方向。

                     探究社會實踐與思想變動的互動關系,把握思想史的實踐維度

                    人民群眾的社會實踐是思想產生和發展的源泉。思想來自實踐而高于實踐,是對實踐經驗的總結和提煉。特定的社會實踐必然產生特定的社會思想,思想發展的邏輯與社會實踐的邏輯大體上是一致的。在新中國成立初期鞏固新生人民政權、恢復國民經濟及社會主義改造的偉大實踐中,中國共產黨積累了關于新民主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寶貴經驗,實現了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并在1956年中共八大前后形成了關于政治建設、經濟建設、黨的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的思想理論,集中反映在《論十大關系》、中共八大各項報告決議和《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等文獻中,形成了關于社會主義社會矛盾學說,對人民民主專政的內涵、中央與地方的關系、統一戰線、民族關系、民主法制建設、執政黨建設等都做了清晰的闡述。

                    1956年召開的中共八大對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做了深刻分析,明確提出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不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而是“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實質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9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第341頁。)因此,黨和國家的主要任務是盡快地從落后的農業國轉變為先進的工業國,工作重點要從階級斗爭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從政治革命轉移到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上來。這些正確的思想論斷是對新中國成立后革命和建設實踐經驗的理論總結。

                    中共八大前后形成的關于社會主義建設的思想是建立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社會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并對這些經驗總結提升的結果。豐富的社會實踐為中共八大前后形成的正確思想提供了實踐經驗,沒有這種社會實踐及在實踐中積累的各方面經驗是不可能形成中共八大報告中這些有創造性的思想成果的。正是新中國成立初期豐富的社會實踐,造就了中共八大前后探索社會主義建設思想的理論深度,其正確的思想成果是從豐富的實踐經驗中提煉出來的。當然,中共八大所形成的正確思想后來有些未能堅持下來,同樣是由于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經驗不足所致。

                    思想是隨著社會實踐的深化而發展的。社會實踐的不斷豐富必然會使思想理論逐漸發展和完善。新的社會實踐必然會產生新的思想,新的思想是對新的社會實踐的理論總結,并隨著社會實踐的豐富而發展。中共八大以后,中國共產黨在已經形成的關于社會主義建設思想的基礎上繼續進行探索,對社會主義建設的認識隨著社會實踐的豐富而不斷深化。如“三個主體、三個補充”思想、“四個現代化”思想就是總結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經驗而提出的。

                    馬克思說:“理論在一個國家實現的程度,總是取決于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頁。)當代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思想在一段時期內之所以會出現一些偏頗和失誤,歸根到底是受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條件所限制,是缺乏豐富的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經驗所致。因此,考察新中國成立后“左”傾思想的興起,應該從社會主義建設探索的實踐入手加以審視。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左”的錯誤給國家帶來了嚴重危害,隨后“左”的錯誤理論得到遏制和糾正,逐漸形成了比較合乎實際的思想理論。這顯然是社會實踐活動對思想理論所發揮的矯正功能所致。如在“大躍進”運動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混淆了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混淆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界限,強調“一大二公”,取消商品貨幣關系,無視價值規律,脫離了中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違背了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大躍進”運動證明,支撐“左”的錯誤的思想理論,如“趕超”思想、“一大二公”思想等都需要予以糾正。在隨后對國民經濟調整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從“大躍進”運動中汲取經驗教訓,總結并形成了關于社會主義建設的一些寶貴思想成果,如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思想、社會主義存在商品和商品生產的思想、要尊重客觀經濟規律和價值規律的思想等。

                    社會實踐不僅決定著思想發展的深度,而且決定著思想發展的高度和正確程度。盡管人們從“大躍進”運動挫折中總結出了一些正確的理論成果,但是因為社會實踐積累的經驗不足,對社會主義本質特征的認識還不成熟,故對社會主義建設中諸多重大認識問題會產生搖擺和反復。如1962年后重提“以階級斗爭為綱”等,在社會主義建設探索中發生了十年內亂,使社會主義事業受到重大挫折。這是由于人們對什么是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什么是資本主義和如何對待資本主義還沒有從理論上弄清楚。這些重大思想理論問題是需要在社會主義建設的長期實踐中才能逐漸弄清楚的。正是因為經歷了長達十年的“文革”,才引發人們在理論上進行更深入的思考。在對社會主義建設曲折歷程反思的基礎上,中國共產黨對社會主義建設的認識更加深化,并最終做出了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逐漸探索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

                    人民群眾在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探索出來的一些好做法,有時會因為社會實踐不充分和經驗不足而未被采用,但隨著社會實踐的豐富和在實踐基礎上積累了較多的成功經驗而重新得到肯定,進而轉化為正確的理論成果。20世紀60年代初,安徽部分農村嘗試的“包產到戶”就是人民群眾在實踐中探索出來的符合當時農業生產力水平的創舉,但當時這種做法在理論上與公有制原則有所沖突,被視為“單干風”而加以批判。隨后農村集體經營的實踐證明,人民公社“吃大鍋飯”的做法效率低下,嚴重制約著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相反,“包產到戶”的做法卻能激發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文革”結束后,“包產到戶”很快在安徽等地再次嘗試,并在各地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正是因為有了豐富的改革實踐及在改革實踐中積累的成功經驗,中國共產黨調整了農村政策并將這種做法推廣到全國,實行了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主要內容的農村改革。

                    可見,社會實踐條件的不成熟和實踐經驗的不足制約著人們對事物的認識,而人民群眾的實踐活動及在實踐基礎上形成的成功經驗為思想理論的成熟提供了支撐,進而形成了正確的思想理論成果。

                    什么是社會主義及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是長期以來中國共產黨探索的重大理論問題。經過長期的社會主義實踐,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逐漸弄清了這個問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在社會主義制度基本確立、改革開放以后的建設實踐中開創并形成的,是對改革開放實踐經驗的總結和提升,是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和經驗的豐富不斷發展和完善的。改革開放的實踐不斷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也在逐步完善。從有計劃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理論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思想跨越就是在改革開放的實踐中逐漸形成并實現轉變的,是在改革開放的新實踐對已有思想進行理論突破后實現的。鄧小平指出:“歷史上成功的經驗是寶貴財富,錯誤的經驗、失敗的經驗也是寶貴財富”。(《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4—235頁。)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形成的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是社會主義建設思想形成和發展不可或缺的精神財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總結社會主義建設實踐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而形成的思想結晶。因此,研究當代中國思想史,必須探究社會實踐與思想變動的互動關系,準確把握當代中國思想史的實踐維度。實踐維度決定著當代中國思想發展的高度,也決定著當代中國思想發展的理論深度。

                    探究主流意識形態的變遷,把握思想史的主流維度

                    “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0頁。)主流意識形態是思想史的主要脈絡,思想史研究要關注主流思想,重點研究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對社會發展產生重要影響的主流意識形態或理論體系。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工人階級政黨。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建立了新生的人民政權并成為執政黨。執政黨的意識形態必然要轉化為國家的主流意識形態。由于中國共產黨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因此必然將馬克思主義作為整個國家和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把握當代中國思想史的主流維度,首先要考察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如何確立其領導地位并成為國家主流意識形態的歷程。

                    新中國成立后,通過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確立起來。毛澤東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開幕式上宣布:“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0頁。)在中國共產黨的積極引領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學說、思想觀念逐漸被全社會廣泛接受,社會主義思想觀念日益深入人心,學術研究隊伍不斷壯大,社會主義、集體主義、愛國主義的價值觀,為人民服務、為工農兵服務的文藝思想成為全社會的主流價值取向。

                    馬克思主義作為國家的主流意識形態,自然也是當代中國的主流思想。因此,把握當代中國思想史的主流維度,就要重點考察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確立指導地位后與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實踐相結合而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歷程。新中國成立后,隨著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和馬克思主義成為國家主流意識形態,什么是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成為擺在中國人民面前的重大理論問題。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以馬克思主義為理論指導,對中國如何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進行了艱辛探索,不僅豐富了毛澤東思想,而且在改革開放的實踐中創立了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這些與時俱進的創新性思想理論構成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飛躍性思想成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中國共產黨在總結人民群眾實踐經驗的基礎上進行理論升華的偉大成果。馬克思指出:“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理論只要說服人,就能掌握群眾;而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頁。)作為“徹底”的科學理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以其理論的徹底性“說服”并“掌握”了廣大人民群眾,因而被人民群眾廣泛接受,不僅轉化為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物質力量”,而且成為指導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主流思想。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當代中國的主流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形成、發展和完善構成了當代中國思想史發展的主線。因此,研究當代中國思想史,只要弄清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創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歷程,只要弄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醞釀、形成、發展、日益成熟的歷史進程,就抓住了當代中國思想史發展演變的主流和關鍵,就能從紛紜復雜的思想現象中梳理出當代中國占主導地位的主流思想,就能準確把握當代中國思想發展的核心和主脈。

                    總之,當代中國思想史是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立足國情、回應時代重大問題而進行理論探索的歷史,是在豐富的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的基礎上進行經驗總結和提煉的歷史,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而創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歷史,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醞釀、形成、發展、日益成熟的歷史。正因如此,研究當代中國思想史,必須探究思想變遷與社會發展的關系,準確把握當代中國思想史的時代維度,因為時代維度決定著當代中國思想發展的主題,決定著當代中國思想發展的歷史進程及其方向;必須探究社會實踐與思想變動的互動關系,準確把握當代中國思想史的實踐維度,因為實踐維度決定著當代中國思想發展的高度,也決定著當代中國思想發展的理論深度;必須探究主流意識形態的變遷,把握當代中國思想史的主流維度,因為主流維度決定著當代中國思想發展的核心和主脈。

                    作者簡介:左玉河,歷史學博士,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理論研究所,100101。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20年第1期。

                    責任編輯:鄭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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