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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十八大以來海外學者對中國共產黨領導核心作用的積極認知與評價
                  發布時間: 2019-12-27    作者:李丹青    來源:國史網 2019-07-25
                    字體:(     ) 關閉窗口

                    中共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帶領中國人民所取得的歷史性成就得到了國際社會的普遍認可,國際社會高度評價中國共產黨在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領導核心作用。本文擬從領導能力、理論基礎、制度設計、比較視野等維度,系統梳理和深入分析中共十八大以來海外學者對中國共產黨領導核心作用的認知與評價,對于新時代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具有一定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領導能力: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取得歷史性成就,黨的領導核心地位更加鞏固

                    中共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展示了高超的政治領導力,以巨大的政治勇氣、強烈的責任擔當,推動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中的領導核心地位和作用逐漸受到海外學者的廣泛關注。

                    (一)充分肯定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所取得的歷史性成就

                    海外學者對于中國共產黨在近幾十年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得的歷史性成就中所發揮的領導作用給予了充分肯定,尤其對中共十八大以來領導中國取得的成就和發生的歷史性變革驚嘆不已。

                    關于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所發揮的領導作用,法國學者高敬文認為,中國共產黨不僅在國家政治體制中扮演領導角色,而且領導了整個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中國共產黨是中國政治體制的基石”,“中國共產黨的主要任務就是領導”。[1]新加坡學者鄭永年認為,“中國共產黨的成功就在于其對秩序和發展之間關系的關切。中國共產黨是執政黨,是中國共產黨規劃、推行了中國的改革開放,同時也是中國共產黨通過改革自身而得到制度更新”。[2]蘇聯解體后莫斯科首任市長、管理專家加夫里爾·波波夫在談到中國改革開放成功的原因時表示,“這是由于北京成功地將國家的主要政治力量即黨政機關變成了拉動改革前行的引擎”。[3]美國哈佛大學教授裴宜理認為,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和改革事業的領導核心,在改革年代采取了一條獨特的發展道路,使得中國迅速崛起。[4]西班牙學者胡利奧·里奧斯認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實現翻天覆地變化的關鍵是“適應中國國情,拒絕思想克隆,同時目光長遠”。[5]

                    關于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取得的歷史性成就,英國皇家學院兼澳大利亞悉尼大學教授克里·布朗認為,中國作為一個有著悠久歷史以及從一個世紀的動蕩中崛起的國家,發展經濟始終是中國共產黨的重要領導方式,它最終創造了一個富強的國家。中國共產黨提出“兩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勾勒出了其未來目標觀。[6]他認為,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將成為更加繁榮、更加和諧、更加平衡的國家。[7]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的史蒂芬·J·巴拉爾認為,幾十年來的傳統觀點認為把數億人從貧困中解救出來的經濟奇跡支撐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從而維持了中國政治體系的穩定。然而,經濟增長放緩的步伐是中國的新常態。在這個復雜多變的環境中,治理改革已經成為中國共產黨加強其領導戰略的核心,也是新常態下中國共產黨發展戰略的一個組成部分。[8]

                    (二)突出強調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領導作用和領導能力

                    中共十八大后,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領導能力和執政風格是海外學者關注的焦點之一。美國學者沈大偉認為,習近平關于“黨領導一切”的觀點和舉措在近些年內確實鞏固了中國共產黨,同時使得中國在世界舞臺上表現出了更加自信和堅定的姿態。[9]印度尼西亞學者李卓輝認為,明確習近平的領導核心地位“有利于中國共產黨強化領導力,帶領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有利于中共繼續推動反腐工作”。[10]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魏昂德撰文指出,官僚主義現象會阻礙中國的改革,而習近平是一個反官僚主義的改革家。習近平扭轉了近20年來日益出現的“無組織的領導傾向”。[11]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中華全球研究中心近年連續推出關于當代中國記述的《中國故事》系列熱點時事評論集,在2017年題為《繁榮》的評論集中寫道:“中共十九大肯定了習近平的領導地位”,“習近平克服各種政治挑戰的能力和新領導人陣容組成重新證明了他是一個多么睿智而令人敬畏的政治家”。[12]英國劍橋大學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彼得·諾蘭指出,現在對中共領導集體來說是十分重要也是十分復雜的時刻。過去幾年,“中共執政的專業水準也顯著提升,官員的能力也在增強,可以說這一體系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國的領導層十分靈活,十分務實”。[13]美國學者伊麗莎白·依柯諾米認為,習近平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展開了一系列強有力的政治和經濟體制改革并取得了成功。同時,中國共產黨在中國政治、社會和經濟生活中的領導作用的日益加強,中國共產黨努力將中國重新塑造為一個大國,尋求重振過去的輝煌。[14]她認為習近平的領導特征之一就是“重申了中國共產黨在社會和經濟中的作用”。[15]

                    從近些年的研究成果來看,海外學者開始更多地關注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各個方面,涵蓋了黨的領袖與領導集體的領導思維和風格,而對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經濟社會發展能力的研究成為海外學者研究的重心。

                    理論基礎:強化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思想地位,更加重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繼承與發展

                    意識形態工作是黨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也是長期以來海外學者的重要關注點。中共十八大以來,海外學者將目光投向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傳統文化在中國的新變化、新發展。

                    (一)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思想地位,推進黨的理論創新

                    海外學者普遍認為,中共十八大以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有了新的突破和發展,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理論創新體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的不斷推進,理論創新為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提供了不竭動力。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亞洲研究所所長齊慕實和蒙特利爾大學的大衛·奧文比共同撰文指出,馬克思主義要與時俱進就必須與本土文化相結合才能有效,同時需要一個強大的政黨和一個偉大的領導者才能取得成功。這種馬克思主義與本土化的結合是為了整合國家意識形態、復興中國治理的最佳傳統。馬克思主義是中國共產黨近百年來自我革新(即中國共產黨所指的“自我革命”)能力的源泉。[16]

                    在中國召開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大會后,西班牙中國政策觀察網刊登的題為《中國重溫馬克思主義》一文稱:“真正的新聞在于過去幾年中共對馬克思主義的創新。作為外來理論的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適應了中國文化特點”。“中國領導人更加積極地維護和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即結合中國實際情況進行理論創新,重申馬克思主義是指導思想”,同時,中國領導人也“強調社會主義模式不是單一和一成不變的,其基本原則應該與每個國家的現實、歷史和文化相結合”。“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在中共不同執政階段一直是被研究的目標,是教育和學術領域以及政府官員培訓的核心要素”。“中共已經不是革命黨,它現在是執政黨,但對馬克思主義的信奉和重申仍是中共永不會放棄的身份標志”。[17]

                    一些海外學者還認為,中國人民始終與這個跟上了時代潮流的政黨站在一起,中國共產黨用不斷更新的、復雜的手段,讓這個國家保持運轉并領導著一切。盡管革命戰爭的浪潮已經日益遠離,但中共始終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而這也成為確保社會主義大方向的思想保證。同時,在對自身文化的日益認同中,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不會為實現目標而對西方自由主義思想讓步。中國共產黨正在告訴全世界,這個政黨有著更長久的生命力。[18]

                    (二)加強政治文化建設,注重傳統文化的繼承和發展

                    海外學界普遍認為,注重傳統文化的繼承和發展,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得以不斷鞏固的重要文化基礎,同時讓政治文化在意識形態建設中發揮重要作用也是體現黨的領導能力的重要方面。

                    從國內層面看,哈佛大學教授裴宜理認為,中國共產黨具備化解挑戰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其領導人具備為實踐所證明的進行“文化治理”的能力。具體來說,就是用人民群眾樂于接受的方式,通過創造和利用能使人產生共鳴的象征性資源來提升黨的形象。[19]美國艾奧瓦大學教授唐文芳使用了1987~2015年來自中國大陸的多個民意調查,對當今世界最大的政黨——中國共產黨執政中的一個關鍵問題,即“為什么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能夠始終獲得中國人民的強大支持”進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把中國共產黨的革命經驗和執政風格作為理論分析的中心,認為中國的政治文化主要是由中國共產黨的群眾路線所塑造的政治動員、集體化和社會服務提供的,這對中國人民的政治態度和行為產生了巨大影響。[20]

                    海外學者也較為關注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在國際環境中展示的軟實力。如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政府學教授裴敏欣認為,近年來中國共產黨能夠保持領導地位以及堅持“更為堅定的宏偉戰略”的支柱之一是其軟實力的“積極表達”。她認為,正如同努力擺脫經濟增速放緩壓力和開展軍事改革一樣,中國推動軟實力發展是在中共十八大之前就付出了努力,但在習近平領導下有了更大的動力和更多的資源。由于西方媒體長期居于主導地位以及美國在軟實力方面的壓倒性優勢,中國共產黨深知意識形態的重要性。中國日益增長的經濟影響力不斷改善其國際形象,而這反過來又挑戰了西方在塑造話語體系和世界輿論方面主導地位的基礎。[21]

                    海外學者已經開始注重從中西方文化差異中分析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理論、領導方式與執政方式,尤其對中國共產黨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系有了更加深入地了解和重視,普遍認同堅持和加強中國共產黨領導核心作用的理論基礎就要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繼承和發展中國傳統文化。

                    制度設計:以制度建設貫穿黨的建設始終,黨的領導體制機制日益完善

                    海外學者普遍對中國共產黨領導制度的設計和完善產生了極大興趣,認為中國共產黨通過領導體制的頂層設計和制度改革,對黨的領導方式進行了完善,使黨能夠更加有效地開展各方面工作,為加強黨的領導提供了制度化和規范化保證。

                    (一)強化自上而下的頂層設計,通過制度改革完善領導方式

                    海外學者普遍認為,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強化了各項領導制度的頂層設計,尤其是推動自上而下的領導機制變革,進而完善黨的領導方式,使其變得更加科學高效。德國外交關系協會高級研究員、亞洲研究項目負責人伯恩特·貝格爾認為,當前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希望自上而下改革這個國家,改善國家治理。中共十八大以來的各項體制機制的改革在中國有著不同尋常的意義,意味著中國共產黨正在為經濟和社會體制改革搭建舞臺,預示著中國領導層打算從頂層設計入手逐步完成改革任務。同時他指出,這些步驟將提供充足的時間,以確保下一批改革措施

                    (2020~2035年)能夠持續實施。[22]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角崎信也認為,習近平最顯著的領導特點之一就是加強頂層設計,通過自上而下的政治運行方式,“真正統籌起重要政策的制定、執行、管理和監督,從而確保‘全國一盤棋’”。[23]美國波士頓大學國際關系與政治科學教授傅士卓和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系教授黎安友撰文指出,中國共產黨正越來越受到廣泛接受的規范的約束,同時中國共產黨正在建立能夠加強其領導并延長其執政時間的制度機構。[24]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的李成通過考察中國共產黨領導體制的發展變化后認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方式與社會諸因素之間存在很強的關聯,中國共產黨保持執政地位并具有強大生命力是因為中國共產黨始終根據變化了的形勢尋求新的工作機制、制度性規定、政策措施、政治規范來解決內在缺陷與不足。[25]丹麥哥本哈根商學院中國政策項目主任柏思德認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層級分明的政治秩序與西方所倡導的“普世價值”截然不同。他認為,事實上中國共產黨還確立了一種與西方民主政治價值觀明顯不同的新型治理模式。他從以下幾個方面論述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加強:第一,以國企改革中的“雙向進入、交叉任職”為例,指出這項制度是推進“公司治理與黨的領導相結合的有效措施”,保證了“黨的整體性和中心性”。第二,在習近平的領導下,黨組工作制度得到了極大的重視。第三,巡視制度作為一種組織方式,“是中央強有力的控制手段”,“標志著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呈現出一種新的集中化趨勢,并對中央紀委的工作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第四,在習近平領導下,領導小組加強了黨的協調和決策職能。作為中共領導體制改革的一部分,四個領導小組正式改組為委員會,彰顯了它們的特殊地位。[26]德國蒂賓根大學教授舒耕德和烏爾茲堡大學教授安曉波認為,中國共產黨通過強調分級指揮,強化頂層設計和指揮監督,增強了其領導能力。習近平推動的重大改革有力地證明,領導層要擁有一個強大的指揮中心,必須擁有明確的自上而下的指揮權。事實上,中國的治理意味著既要由國家權力主導,又要在高度復雜的制度環境中與中國社會的企業、集體和個人行動者合作。而從中共十九大后中國政治體制的變化來看,中央顯然打算通過精簡政治體制結構,賦予黨的機構更多的權力,來提高其“初始指導”能力。[27]

                    (二)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通過制度完善強化領導作用

                    海外學者較為認同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的反腐敗斗爭在加強黨的領導方面發揮的重要作用。通過黨員忠誠教育、干部激勵等機制建設強化了對干部隊伍的內部監督和管理,持續加強黨對紀檢監察工作的領導,在國家層面持續推動法治改革取得了積極成效,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不斷加強黨對各項工作的領導。菲律賓智庫“人民良政中心”政策研究部主任、國際問題專家鮑比·圖阿松認為,中共十九大報告中有關中國共產黨黨內工作的論述,是針對當前復雜的政治環境以及對中共各種新的考驗而提出的,“習近平在全面從嚴治黨方面的要求對于中國共產黨的未來十分重要”。[28]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政治學和國際關系教授狄忠浦認為,注重對新黨員的吸納,并保證其忠誠,是中國共產黨維護領導地位、保持凝聚力的重要因素。中國共產黨黨員更有可能出于各種原因奉獻個人利益,積極參與各種事務,這些行為是黨員忠誠的標志,并成為其他民眾的榜樣。[29]美國康奈爾大學政治系副教授毛學峰也認為,促使黨員干部強化對中國共產黨認同的關鍵在于不斷地開展整風,這一過程涉及大量的制度規范,這些制度規范會帶來壓力,但主要是為了在學習、分析和自我批評過程中提高黨員干部對黨絕對忠誠的品質。[30]俄羅斯《權力》周刊副主編亞歷山大·加布耶夫撰文稱,為應對阻礙改革的因素,習近平決定加強垂直權力體系建設,并發揮制度的重要作用,通過嚴格法規限制官員牟取私利。“加強依法治國、夯實政權的法律根基對習近平而言是監督官員的重要工具,能夠有效遏制官員腐敗,從而避免重蹈國民黨時代以及蘇聯晚期的覆轍”。[31]哈薩克斯坦首任總統基金會世界經濟和政治研究所專家、“歐亞研究”項目負責人魯斯蘭·伊濟莫夫認為,中共新一屆中央領導上任以來,中國在內政和外交方面都發生了積極變化,全國人大對憲法進行的修訂有利于中國的長遠發展,將進一步促進政治穩定和經濟增長,這是適應中國發展的客觀要求。[32]美國吉爾福特學院教授郭學智通過分析中共十八大以來紀檢監察工作的開展成效,認為一直以來中國共產黨都在試圖建立各種機制,以遏制其政治體制中的腐敗和濫用職權現象,努力促進黨內監督和構建系統的制衡機制。[33]

                    中共十八大以來,海外學者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體制機制改革給予了極大關注,著重分析了黨的領導小組、黨組等領導體制機制的發展變化,以及各級黨組織在各個領域或單位中地位的提升和作用的增強,更多地認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型政黨制度的發展進步以及黨的領導核心作用。

                    比較視野:中國共產黨具有強大生命力,黨的領導的比較優勢日益顯著

                    中外比較研究一直是海外學者開展中國研究和中共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中共十八大以來,海外學者開始意識到需要更加深入地從學理層面分析中國與蘇聯、中國與西方國家政治模式的差異,尤其是分析政黨制度與黨在本國政治制度中所處的不同地位的重要性。

                    (一)以蘇聯為鑒,毫不動搖地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將中國與蘇聯進行對比研究是長期以來海外學者的重要研究方法之一,而近年來海外學者普遍認為,中國能夠避免出現與蘇聯同樣的結局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國共產黨擁有強大的領導能力和改革決心,中共能夠深刻汲取蘇聯的教訓,提高全黨的危機意識。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圣迭戈分校學者謝淑麗認為,在改革開放以后,中國共產黨有步入“蘇聯和東歐的共產主義政黨所遵循的道路”的傾向,而蘇聯及東歐國家的共產黨“最終失去了權力,今天也不復存在了”,因此“習近平決心為中國共產黨避免這樣的命運”。[34]英國皇家學院兼澳大利亞悉尼大學教授克里·布朗認為,“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層對西方模式越來越持懷疑態度。他們把蘇聯解體和20世紀90年代在俄羅斯發生的事情看作是中國共產黨堅決避免重復錯誤的教科書。”[6]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魏昂德對中蘇為什么會遵循不同的歷史路徑進行了分析,他強調勃列日涅夫領導下的蘇聯共產黨始終忽視嚴重的體制結構問題,雖然后來開始艱難地推進改革,但為時已晚。而當戈爾巴喬夫面對阻礙經濟結構調整的根深蒂固的利益藩籬時,他開展了政治體制改革,雖然克服了官僚主義阻力,但卻失去了對過程的控制。從這個角度看,中國共產黨的反腐敗運動與蘇聯的改革完全不同,它是對“無組織領導下的浮躁和拖延”的回應,這種無組織的領導“讓腐敗等結構性問題腐化和發展,沒有強有力的對策”。[11]美國亞洲協會美中關系中心主任夏偉認為,通過近幾年的改革,中國共產黨宣布將領導中國從此向自己的中國夢進軍,“中國夢的最大特征就是有一個強有力的、紀律嚴明的共產黨”,并在其領導下堅定地把中國推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35]魏昂德也認為,在習近平領導下中共的歷史作用可能是確保中國繼續保持一個有凝聚力的政治結構,以避免最終導致蘇聯式的癱瘓和崩潰。這也將為未來的中國領導人創造條件,他們將在現行的政治體制中進行結構性改革,以增強中國的穩定。還有一些海外學者認為,對中國共產黨人而言,蘇聯的經驗教訓仍然歷歷在目。未來幾年仍將是非常棘手的一段時期,中國將面對復雜的國內國際形勢。在避免經濟陷入停滯這個重點問題上,雖然現在面臨困難,但中國似乎已經取得了優勢。[5]

                    (二)拒絕照搬,展現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獨特優勢

                    海外學者認為,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沒有選擇西方政治模式與政黨制度,而是堅持立足中國特點,拒絕照搬西方,充分發揮中國特色政黨制度的優勢,領導中國取得了巨大成就。印度觀察家基金會孟買地區主席蘇得欣德拉·庫爾卡尼認為,中國共產黨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必將從國內和全球兩個維度,展示中國夢的實現路徑,中國將在中共十九大之后崛起成為一個更加強大而自信的世界性大國。[36]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亞太事務學院學者張峰表示:“與美國秩序中的自由主義相比,中國更傾向于在國際社會提倡政治多元主義,提倡各種形式的政治制度和社會發展模式的合法性。”[37]德國蒂賓根大學教授舒耕德和烏爾茲堡大學教授安曉波認為:“中國沒有遵循西歐民主國家作為現代政府模式的治理軌跡。但中國也沒有簡單地堅持列寧主義的結構和規劃傳統”,“中國無疑是通過其獨特的政策進程實現經濟發展和政治穩定的最成功的非西方制度”。[27]

                    對于中國共產黨提出的新型政黨制度,英國劍橋大學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資深研究員馬丁·雅克稱:“西方國家的長期論點是,多黨制是民主的一大優勢,能夠防止政黨僵化和停滯。然而事實上,中國共產黨找到了使自己保持活力與年輕的方法,而西方的政黨卻越來越疏遠其代表的人民。”[38]美國美利堅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趙全勝認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一方面集思廣益,廣泛聽取最廣大人民意見,有助于保持社會安定;另一方面決策科學民主,在此基礎上達成的共識有助于政策的落實。[39]澳大利亞阿德萊德大學中國問題專家蓋里·格魯特認為,自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重新強調了統一戰線工作的重要性”,“中國共產黨已經深刻認識到統戰工作對于新形勢下政治和社會的穩定,以及中國共產黨在海外的形象有著重要影響”,而“統一戰線的各項倡議在黨的領導下得到更有效的實施”。[40]伊朗德黑蘭國際問題研究所中國和東亞問題高級研究員理查·巴爾霍爾達理認為:“中國已經找到了合適的路,那就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從這里能看出,習總書記和中共領導人知道雖然這條路是合適的路,但是里面有一些問題要把它解決好,要把不合適的去掉,使之符合現代化的情況。”[41]美國弗吉尼亞大學政治系教授布蘭特利·沃馬克認為:“每一種政治制度都必須以一個決定性的領導制度而走向頂點”,“中國共產黨的政治領導從根本上致力于人民主權”,“中國有八個民主黨派,都是統一戰線的一部分,參加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但都致力于維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與大多數自由主義國家的分權相比,黨的領導不僅把政治指導和官方行政結合起來,而且是非官方社會結構的根本指導力量”。[42]

                    海外學者通過對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領導開展的各項工作和體制機制改革的分析與研究,更加深刻地認識到中國共產黨在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領導核心地位與作用,并將中國取得舉世矚目歷史性成就的根本原因歸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和文化的獨特性發展。而在了解海外學者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核心作用認知的轉變和積極評價的同時,我們也要理性、辯證地看待海外學者中還存在的不同觀點,認識到中國共產黨在長期執政條件下所面臨的各種問題和挑戰,毫不動搖地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將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不斷推向前進。

                    [參引文獻]

                    [1]Jean-Pierre Cabestan,The Party Runs the Show: How the CCP Controls the State and Towers Over the Government, Legislature and Judiciary, in Willy Wo-Lap Lam,ed., Routledge Handbook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ress, 2018, p.9.

                    [2]﹝新﹞鄭永年:《中國的政治秩序給世界提供了全新選擇》,《人民日報》2018 年 8 月 28 日。

                    [3]《俄媒:中國改革成功有兩大秘訣——務實主義與發展經濟》,《參考消息》2018 年 12 月 4 日。

                    [4]﹝美﹞裴宜理著、夏璐譯:《增長的痛楚:崛起的中國面臨之挑戰》,《國外理論動態》2014年第 12 期。

                    [5]《西媒:中共為確保長期執政開出“良方”》,參考消息網,http://column.cankaoxiaoxi.com/g/2016/0712/1227646.shtml,2019 年 2 月 19 日。

                    [6]Kerry Brown,The Belt and Road: Security Dimensions, Asia European Journal, Vol.16, No.3, September, 2018, pp.213~222.

                    [7]Kerry Brown,China 2020: el caminoincierto del cambiopolitico, Politica Exterior, Vol.26, No.145,February, 2012, pp.82~91.

                    [8]Steven J.Balla, Is Consultation the New Normal? Online Policymaking and Governance Reform inChina,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Vol.22, No.1, March, 2017, pp.375~392.

                    [9]David Shambaugh, Xi Jinping’s China: Going Backward to Move Forward, Asia Policy, Vol.13,No.4, October, 2018, pp.146~149.

                    [10]《綜述:國際社會認為中共從嚴治黨意志堅決意義重大》,新華網,http://www.xinhuanet. com//world/2016-10/28/c_1119810047.htm,2019 年 1 月 30 日。

                    [11]Andrew G.Walder, Back to the Future? Xi Jinping as an Anti-bureaucratic Crusader, China:An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16, No.3, August, 2018, pp.18~34.

                    [12]Jane Golley & Linda Jaivin, Prosperity,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2018, p.27.

                    [13]《英國學者:“世界在變,而中國是最重要的變化”》,參考消息網,http://ihl.cankaoxiaoxi.com/2017/1020/2239741.shtml,2019 年 1 月 30 日。

                    [14]Elizabeth C.Economy, The Third Revolution: Xi Jinping and the New Chinese Stat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3.

                    [15]Elizabeth C.Economy, Author’s Response: The Third Revolution Is Real, Asia Policy, Volume 13,Number 4, October, 2018, pp.162~165.

                    [16]Timothy Cheek & David Ownby,Make China Marxist Again, Dissent, Vol.65, No.4, Semptember,2018, pp.71~77.

                    [17]《西媒述評:中共致力于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參考消息網,http://column.cankaoxiaoxi. com/g/2018/0509/2267750.shtml,2019 年 3 月 1 日。

                    [18 ]《外媒:中共生命力遠超西方想象》,參考消息網,http://column.cankaoxiaoxi.com/g/2016/0712/1227646_3.shtml,2019 年 1 月 30 日。

                    [19]Elizabeth J.Perry, Anyuan: Mining China’s Revolutionary Tradi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California Press, 2012,p.8.

                    [20]Tang Wenfang, Populist Authoritarianism: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and Regime Sustainability,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21]Pei Minxin, A Play for Global Leadership,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29, No.2, April, 2018, pp.37~51.

                    [22]Bernt Berger, All That Xi Wants China’s Communist Party is Trying to Reform the Country fromthe Top Down, Deutschen Gesellschaft für Ausw?rtige Politik,No.5, 2018, pp.1~3.

                    [23]﹝日﹞角崎信也著、袁靜編譯:《習近平的執政特點:“頂層設計”、“群眾路線”與“反腐敗”》,《國外社會科學》2017 年第 4 期。

                    [24]Joseph Fewsmith & Andrew J.Nathan,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Revisited: Joseph Fewsmith withResponse from Andrew J.Natha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28, No.116, September,2019, pp.167~179.

                    [25]Cheng Li,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Xi Jinping Era.Washington: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16,pp.7~9.

                    [26]Br?dsgaard Kjeld Erik,China’s Political Order under Xi Jinping: Concepts and Perspectives,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16, No.3, August, 2018, pp.1~17.

                    [27]Gunter Schubert & Bjorn Alpermann, Studying the Chinese Policy Process in the Era of “Top- Level Design”: the Contribution of “Political Steering” Theory,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Vol.24, No.1, March, 2019, pp.1~26.

                    [28]《菲律賓國際問題專家:十九大報告以問題為導向 具有現實意義》,國際在線網,http://news.cri.cn/20171026/33688623-7976-dc3e-40be-cf7dec1ff452.html,2019 年 3 月 1 日。

                    [29]Bruce J.Dickson,Who Wants to Be a Communist? Career Incentives and Mobilized Loyalty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Vol.217, No.1,March, 2014, pp.42~68.

                    [30]Andrew Mertha, “Stressing Out”: Cadre Calibration and Affective Proximity to the CCP in Reform-era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Vol.229, No.1, March, 2017, pp.64~85.

                    [31 ]《俄媒:依法治國有利中共制度反腐》,參考消息網,http://column.cankaoxiaoxi.com/g/2016/0712/1227646_5.shtml,2019 年 3 月 1 日。

                    [32]《外國專家:中國對憲法做出修改是適應國家發展的客觀要求》,國際在線網,http://news.cri.cn/20180313/2905433d-4e88-503a-fbdf-1e4686c1b0dc.html,2019 年 4 月 19 日。

                    [33]Xuezhi Guo, Controlling Corruption in the Party: China’s Central Discipline InspectionCommission, The China Quarterly,Vol.219, No.3, September, 2014, pp.597~624.

                    [34]Susan L.Shirk,The Return to Personalistic Rule, Journal of Democracy,Vol.29, No.2, April, 2018, pp.22~36.

                    [35]Orville Schell,China in Xi’s “New Era”: A Neglected Democratic Heritage,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29, No.2, April, 2018, pp.90~97.

                    [36]《熱點連線:中國好,世界才更好——國際社會寄望中國共產黨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新 華網,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19cpcnc/2017-10/26/c_1121862307.htm,2019 年 1 月30 日。

                    [37]Feng Zhang,Chinese Visions of the Asian Political-Security Order, Asia Policy,Vol.13, No.2, April,2018, pp.13~18.

                    [38]《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帶給世界的啟示》,《人民日報》2018 年 3 月 10 日。

                    [39]《中國的新型政黨制度,國際社會如何評價?》,中國西藏網,http://www.tibet.cn/cn/politics/201803/t20180307_5522532.html,2019 年 1 月 30 日。

                    [40]Gloria Davies, Jeremy Goldkorn, Luigi Tomba, Pollution,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Press, 2016, p.169.

                    [41]《伊朗專家:為中國“兩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而感動》,國際在線網,http://news.cri.cn/20171020/a017ec14-6dbd-f217-ebb6-85178443ef2c.html,2019 年 1 月 30 日。

                    [42]Brantly Womack, The Zone of Respect in the Chinese Party-State: A Preliminary Exploration,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14, No.2, May, 2016, pp.146~156.

                    [作者簡介]李丹青,博士研究生,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黨建教研部,100091。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19年第4期。

                    [責任編輯: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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